完整重现两千年华戎交汇之都

——《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20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薨之山。他将“敦薨”记为“敦煌”，连带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送回中原。汉武帝得此先机，下令征讨匈奴，占领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神秘的明珠。

 

2023年8月，历时16年，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编的《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面世。这部丛书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中原与西域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交流？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敦煌史研究并不完整

 

敦煌区域的历史研究多依赖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百余年来，学界对吐蕃、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文献缺乏，两汉、魏晋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

 

2007年，郑炳林在北京参加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林甘泉先生向他提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能否组织完成一部《敦煌通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

 

“虽然当时学界有部分叙述敦煌历史的小册子，但都不足以呈现敦煌完整的2000多年历史。为什么不做一部完整的书呢？”郑炳林萌生了完成《敦煌通史》的想法，也由此开启了长达16年的著书之旅。

 

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敦煌通史》编纂。根据研究现状，郑炳林及其团队将敦煌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七个阶段，分七卷撰写。

 

敦煌出土简牍数量众多，小到风土特产，大到移民制度、对外贸易，汉简中的信息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两汉敦煌历史的空白。“以往的研究多从后世记载的资料入手，内容多比较宏大，这次写作借助汉简，让我们了解更多当时真实发生的小事，很有意义。”郑炳林说。

 

跌宕起伏的两千年

 

自西汉开始，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就被视为中原与西域的交界。正如郑炳林在总序中所言，敦煌在中原王朝的边防地位，影响着中原王朝对敦煌的态度及政策取向，而这又反过来对敦煌历史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汉、隋、唐俱属大一统王朝，也是敦煌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上升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团队成员陈光文副教授解释说，唐朝统治敦煌的160多年间，敦煌凭借其交通枢纽位置，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都会，户口滋盛、文化繁荣，是其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尽管敦煌曾聚集五湖四海的人们，但其文化的核心依然是华夏文明。团队成员杜海副教授说：“根据文献记载，敦煌崇尚佛教，但归义军时期佛教仪式上的模式化套语也体现出儒家的忠孝、仁义、民本等思想。”他认为，敦煌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研究完整的敦煌历史有利于探索华夏文明对民族交流交融产生的深刻影响。

 

到了西夏、元明清时期，陈光文说：“敦煌军事、政治、交通地位虽有起伏，但总体呈日益下降趋势。清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积极开拓西域，开始在关西地区逐步设立行政建制，同时向敦煌进行大规模移民。”敦煌的重要地位再度凸显，成为经营西域的“口外之地”，逐渐恢复生机。但由于其属移民区域且僻居内陆，最终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座普通县城。

 

敦煌学研究不能只看敦煌

 

西汉时期，敦煌专门修建了西域都护的军备物资存储仓库——居卢訾仓城，西域诸城邦的贡品皆经由敦煌进入中原，中原派遣至西域的官吏驻军也经由敦煌送往迎来，因而成就了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名号。

 

“敦煌的发展牵动着整个西北历史的发展，研究敦煌历史不能仅局限于敦煌本身。”郑炳林说，学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说法，“敦煌学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献，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将敦煌置于中国西北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中，敦煌的史学研究价值便能以‘小’见‘大’。”

 

在郑炳林看来，当前敦煌学研究提倡的“东进西出”直接体现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东进”是将敦煌历史与中原历史联系起来，“西出”是以敦煌为窗，观世界之像，研究历史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敦煌对外交往，能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思路。

 

《敦煌通史》是敦煌学界第一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七卷本由郑炳林及其学生历经十余年完成，背后离不开研究所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坚持。“团队项目更有利于重大研究成果的产出，这对个人、团队和学校都是共赢的。”郑炳林说。

 

当初与郑炳林一同撰写《敦煌通史》的学生，如今多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杜海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加入《敦煌通史》撰写团队，“撰写《敦煌通史》对我而言是蜕变，不论是学术眼界的开阔，还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敦煌学已成为我们一生坚守的事业”。

 

从早年重文献研究到如今补史、证史，敦煌学还在等待更多学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将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中焕发新的生机。正如郑炳林所言：“这个过程也许会长一些，但一定会完成。”

 

作者：通讯员 尉婷 孔子俊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