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读书和用书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提倡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通，反对死读书，读死书。1934年他在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读书与用书》一文，认为书同锄头镰刀、筷子刀叉一样，是人生的一种工具，用得好可以丰裕社会的物质生活，圆满人们的精神生活，从整体上提升人的生活品质。

我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书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常用“书到用时方恨少”“白首方悔读书迟”来勉励青少年读书要趁早，向学须用功。但是，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读书的工具性价值，而是把它异化为一种交换性价值。特别是在隋唐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就出现了教育就是读书，读书为了赶考，赶考为了金榜题名，金榜题名了就有官做，就能发财，就能荣宗耀祖。所以古人更进一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如簇”。实际上书中哪有什么“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车如簇”，只是在那个时代，你把书读好了，就能得到各种各样的封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种种的特权，成为“人上人”。“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中一个“货”字，既是“卖”，也是“交换”。读书换来的好处，不是书里面自然而然生出来的，也不是读书人生产出来的，更不是封建统治者创造出来的，而是最广大的农人、工人、商人等劳动者生产创造出来的。

当读书的交换性价值被充分发现以后，既有的特权阶级开始垄断教育的权利，社会上就出现了专以读书为业的劳心者，和专以做苦力谋生的劳力者，读书人不能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而是一群食利者，剥夺分享劳动者创造的果实。不仅如此，他们为巩固自身的不当利益，愚弄劳动者，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剥削、被压迫。

当读书的交换性价值成为主流价值观时，其危害不仅在于造成不平等的两个阶级，而且造成整个民族国家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社会上用脑的不屑于用手，只在书本文字中钻营，变成了蛀书虫、书呆子；用手的不能用脑，只能死干活，干死活，变成了田呆子、工呆子。一个满是书呆子、田呆子、工呆子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和国家。

读书的交换性价值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和科举制度的废止而从人们的思想中完全清除，读书无用论思想不时抬头，与其交换性价值的贬值有密切关系。今天我们批判读书无用论，必须从根子上揭示崇尚读书的交换性价值的错误观念，同时要高度重视弘扬读书的工具性价值。

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其生活工具主义读书观，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他主张人人要读书。既要使人人有书读，又要使人人要书读。决不应当使少数人有书读，且读死书，叫作读书人；使多数人无书读，且不知读书，叫作不读书人。他曾用吃饭作比喻说：饭是必须吃的，而且应当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人有饭吃叫作吃饭人，又一部分人无饭吃叫作不吃饭人。读书如吃饭，人人都不可或缺。读书的人用手去做工，做工的人用手去读书，人人都有书读，人人都要书读，就能打破封建时代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级分野，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第二个方面，他主张人人要为用而读书。“用”就是为使人生更丰富，生活更丰足。他强调书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而是三百六十行的公有物，“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人的专利便完全打破，知识就能普及于平民大众了。

第三个方面，他主张要为创造创新而读书。书不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强调说：“书本子的东西，不过是告诉你别人得来的知识。”有真知识，也有伪知识，“有许多人著书，东抄西袭，这种抄袭成章的知识，不是自己知识的贡献”。几千年来，劳动者不读书，间或有小小的改良，其余的都是墨守成规，毫无创造；劳心者尽管读书多，但不与社会生产生活接触，发生不出困难，也不能创造。所以，死读书固然不好，教条式的用书也不好，用脑的时候要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要用脑去想，只有手脑并用，才会有创新，能创造。

社会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人人读书，人人为用而读书，全社会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在大力开展全民阅读运动的今天，陶行知关于读书和用书的精辟论述，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助力我们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者王文岭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副教授，凌文系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

作者：王文岭 凌文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