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舆论研究勿忽视三个问题

岁末年初，《科学》杂志上一篇关于“哈贝马斯机器”的研究引起学界关注，人工智能是否能促进公众的理性协商与共识达成，是智能时代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方法、理论与价值。

　　计算与智能方法的发展日新月异，推动着舆论研究的发展。计算方法从无到有，不断深入，特别体现在多模态、多层次上。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方法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依托大模型向“智能方法”发展。大模型具有文本和多模态分析的潜力，已经开始运用于文本编码、图像识别等领域；通过大语言模型的增益，社会模拟也可改变传统仿真模拟依赖固定规则的局限，更灵活地模拟个体状态和群体交互来观察舆论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后果，推动更贴近真实舆论生态的跨层次研究。方法发展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中国本土大模型（如DeepSeek等）的崛起，其如何应用于舆论研究也值得尝试。

　　理论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基于现实问题，舆论研究曾为传播研究乃至社会科学贡献了大量经典理论。在人机共生时代，人机传播的理论如何与舆论运行的理论相互连接？机器行为与人类行为如何相互构成与共同塑造舆论？不同的媒介与平台如何生成差异化的舆论图景？等等，对这些重要问题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关注和初步的实证研究，但系统的理论化依旧任重道远。这不仅是舆论研究的理论建设，实际也关乎新闻传播学整体的理论发展。需要经过持续不懈的扎实努力，产出能为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态提供有效解释的新的理论。

　　值得思索的还有舆论研究背后的规范性价值。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网络舆论不仅是学界，而且是政府和业界的重要关注对象，从中产生了以“网络舆情”为代表的应用性、策略性概念。然而，相比于“舆情”工具性的话语，目前对舆论严谨的科学研究是不足的，对“舆情”话语背后隐含的价值的关注也不够。运用计算和智能方法更好地分析舆论，理解社会舆论的传播过程，在理论层面是为了发展舆论学和传播学理论，在实践层面是为了更好地倾听民意、了解民情、吸纳民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关心和尊重“人”。这应当是舆论研究始终不渝的规范性价值。

　　（本文节选自《传媒观察》杂志2025年第2期，作者周葆华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